全球化與經濟危機





趙文衡
台經月刊,第24卷第6期,200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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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90年代始,全球化速度加快,學界對全球化的討論也日益增加。儘管之前也有一些對全球化持負面態度的論點,但一直要到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時才真正喚起人們對全球化負面效應的注意。一時之間,如何防止全球化所帶來的危機成為各界討論的焦點。本文的目的即是要探討全球化與經濟危機的關係,並將由1997年的金融危機談起。

東亞金融危機

有許多論者認為,全球化是導致1997年的危機的發生的因素之一,基本上是正確的。如果泰國的金融危機發生在30年前,其深度與廣度將都不會像1997年般的嚴重。就泰國本身的金融危機而言,危機前泰國金融市場大量外資進入為全球化的現象之一,如果沒有此一條件,泰國的金融危機將不會以這種型態出現。此外,金融危機由泰國迅速擴展到鄰近國家,此一驚人速度正是金融全球化的展現。

儘管1997年的金融危機與全球化息息相關,但卻少有論者真正釐清其間的相關性。事實上全球化只是1997年金融危機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也就是說,如果沒有全球化,像1997年那樣的危機就不會發生,但是有了全球化,金融危機不必然會發生。全球化只是導致各國的金融市場的連動性增高,它可以迅速傳播危機也可以迅速傳播繁榮。至於所傳播的是危機抑或繁榮則取決於其他因素。各國金融體系的不健全是決定1997年傳播危機而非繁榮的重要關鍵。

1997年的另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危機由泰國開始,然後東行,然後再往北行。為什麼危機會以此一路徑前進?這又涉及全球化的另一現象--全球化的不均勻。雖然全球化使得全球經濟愈加整合,但其整合的程度呈現不均勻的現象。亦即,某些國家間的整合與連動要比其他國家為強。如果整合較強的國家是以區域為範圍,那麼區域主義則便會形成。以這個角度來看,區域主義也是全球化的現象之一。在東亞國家的例子上,東亞國家與其他東亞國家的經濟整合與連動程度要比與其他非東亞國家(例如印度)為強,因此危機選擇了東行而非西行,這也間接證明了東亞區域主義的存在。

但要強調的是,儘管危機在東亞國家間發生,但在危機中所撤出的資金其擁有者卻遠在太平洋的另一端。 索羅斯旗下的各種基金不需於各國設立分公司,即可直接進入東亞各國而影響各國的金融市場。儘管我們說各國金融體系的不健全才是引起危機的主因,但是這些投機資金的突然大量進入或撤出,對一個小型經濟體而言,不論其金融體系有多健全,都會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因此相較於大型國家,一個小型經濟體在全球化下更無法掌控自己的命運,而人民的福祉也並非全由當地人民所能決定。

另一個在危機中顯現出來的全球化現象是,全球化使得供給各國實質部門發展的資金不再侷限於國內金融部門,許多企業可以在國內資金與國外資金間自由選擇。例如韓國企業於九0年代大量向國際金融市場借貸,其原因之一即是國內金融市場利率過高。此一現象影響了韓國在危機中的表現。當危機由金融部門開始影響實質部門時,首先發生問題的是外債部份。由於國外金融機構的催討與對韓國經濟普遍失去信心,一些外債較高的企業無法再向國外金融機構周轉,所以必須求助於國內金融機構。但是韓國國內金融機構不良債比例過高而無法提供援助,在此情形下,就連一些高財務槓桿但產業前景良好的公司亦紛紛倒閉。

在全球化下,資金取得容易,企業較易經由借貸而獲取資金,因此企業的高財務槓桿也是全球化的現象之一。然而財務槓桿高並非罪惡,只不過高財務槓桿的公司比較容易受到金融危機的襲擊。在1997年金融危機中即充分反映出高財務槓桿公司的不利。然而,要強調的是,在區域性金融危機發生時,當國外金融機構普遍對本國企業的前景產生不信任而紛紛撤出時,如果有一個良好的國內金融體系,能對財務槓桿高但營運良好的公司提出援助,則不但能夠減少危機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尚可發揮汰弱留強之效。

當然,危機中還展現其他全球化的現象,但並不直接相關,因此不擬在這裡討論。以下將討論另外兩種全球化的危機,即,因貿易全球化與全球生產重組所帶來的危機。

全球生產重組

全球生產重組始於1960年代左右,當時歐美等先進國家因國內勞工成本過高,遂將技術層次低的生產移往國外。其移出的方式有二,一為直接投資(FDI)於低勞動成本的國家,將生產線外移。一為與低勞動成本國家的廠商合作,進行所謂代工生產。東亞四小龍算是此次生產重組的首要受益者。

第二次重要的生產重組發生於1980年代,此時全球越來越多的國家願意開放FDI進入及參與國際代工生產,這些國家以大陸、東南亞及中南美洲的國家為主。由於此次的重組使得國際間的分工型態逐漸走向全球分工(global division of labor),也為全球代工及低階產品市場引進許多新的競爭者。這些新的競爭者因擁有更低的勞動成本,造成對原先市場的佔有者例如台灣與韓國很大的壓力。於是這些國家的生產者也開始了外移的動作,留下來的業者則更進一步在全球分工中扮演著上層與下層間的中介角色,使得全球分工更加精緻化。

這樣的全球生產重組將帶來哪些經濟危機?首先,對於全球分工的中層國家例如台灣與韓國而言,將造成產業出走與產業被迫轉型的壓力,低階勞工的失業亦將增加,某種程度的社會危機將會出現。其次,由於願意接受FDI的國家增多,增加了跨國企業的議價能力,使得其在對地主國的談判上佔盡優勢,而能以優厚的條件進入。如此一來,一些跨國公司對地主國負面的影響將較易顯現。第三,全球代工生產與FDI盛行,使得許多開發中國家的經濟命運繫於少數幾個跨國公司的手中。如果這些公司營運不善或將訂單轉移,將對這些國家的經濟造成立即的影響。全球化增加了跨國公司的選項,訂單轉移的情形將更為普遍。

此外,在全球化下,跨國企業以全球為運籌範圍,大肆於全球各地擴張其生產、研發、與銷售基地,容易於全球化過程中產生失控的現象。雖然多數歐美大型跨國公司都具有良好的全球營運能力,但在不斷的擴張下,難免因組織過於龐大而弱化其全球控管,造成某些環節上產生管理不良的情形。由於跨國公司在各地的運作都是環環相扣的,某部份發生問題很容易牽連到其他部份,最後將使整體公司的營運發生困難。當某個大型跨國公司發生全球化失控的現象時,將會影響到相關的經濟體,甚至會因此產生經濟危機。

貿易全球化

全球貿易與全球生產重組息息相關,蓋因全球貿易有很大一部份是所謂企業內(intra-firm)貿易。然而,不論如何,全球化的貿易使得全球競爭更為激烈。在全球化下,一項有競爭力的產品可贏得較大的市場並獲得更高的回饋,廠商因而有更強的動機去改良產品、提高競爭力。反之,以往靠保護措施而存活的產業將因市場開放而無法繼續生存。如此將造成國內部份勞工的失業。因此貿易全球化所帶來的首要危機是對缺乏全球競爭力的廠商與勞工所造成的衝擊,如果在一個國家中,這些廠商與勞工佔重要地位,那麼全國性的經濟危機將會發生。

其次,貿易全球化使得更多國家的經濟發展依賴外貿,特別是對出口的依賴,此一依賴將提高經濟體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由於國家對出口的依賴,使得主要的進口市場,例如美國,成為它們的經濟命脈。因此這些主要進口市場的消費能力將會影響為數不少的出口國家的經濟發展。例如,近來美國經濟不振造成東亞國家經濟的嚴重衰退。此外,貿易全球化將增加國外產品大量傾銷進國內市場的機會而造成國內經濟秩序的混亂。幸而各國及WTO皆有各種進口救濟的措施,因而減少這方面帶來的損害。

此外,如上所述,全球化使得依賴出口的國家增多(尤其在東亞),此一現象很意外的與1997年金融危機發生關連。在危機初期,泰、馬等國幣值大貶,反而造成其他國家出口的壓力,因而有論者認為,各國為了保持出口競爭力,展開一波貨幣競貶,造成金融危機的惡化。不論事實是否如此,此一邏輯基本上是可能發生的,如果不在1997年發生,也可能在未來其他場合中發生。此一貿易與金融部門所共同製造出的危機,再一次說明全球化中各個部門間的關連性與複雜性。

結語

全球化使得全球各經濟體間的發展產生緊密相關,所謂「全球經濟」正逐漸形成。在全球經濟中,地區經濟活動所產生的風險需全球共同承擔。各經濟單位不但要承擔本身營運風險,還需承擔全球其他單位的風險。因此在全球化下,企業的營運風險增高,其不確定性也增高。然而,如前所述,全球化有迅速傳播危機與繁榮的特性,雖然各國對全球化所傳播的是繁榮或危機很難控制與預測,但有些措施仍是有助於降低危機的發生,例如建立一個良好的金融體系與提高產業的競爭力等。儘管如此做仍無法杜絕危機的發生,尤其對一個小型經濟體而言,但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使得各經濟體有多一些機會享受全球化所帶來的利益,而少一些機會遭受全球化危機的侵襲。

在全球化下,風險與不確定性增高,這些風險與不確定性非各國政府所能獨立控管的。政府不但對金融與貨物的流動越來越難以控制,就連對本國公司運作也越來越無法規範。此一情形凸顯了國際組織與規範的重要。國際貨幣基金在東亞金融危機時所扮演的角色,正說明了全球治理的重要性。但是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儘管各國皆同意國際規範的重要,但對於規範的內容為何卻有著不同的意見。這些不同的意見因現有國家體系的存在,很難達成一致的協議。這說明了雖然全球化使得國與國之間的相似性增高並減弱了國家的重要性,但在全球化過程中的某些現象仍然顯示國家與其間差異性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