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日智庫即時分析】高市早苗「台灣有事論」：東亞「準同盟」浮現與地緣政治再平衡

2025 年 11 月 7 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眾議院預算委員會針對假設的「台灣有事」（如中國對台動武或海上封鎖）所發表的言論，已成為東亞地緣政治的最新分水嶺。她明確指出，根據事態發展，「台灣有事」極有可能構成日本《和平安全法制》中所定義的「存亡危機事態」。

這項表態的衝擊性，不僅在於高市早苗是日本現任首相首次明確將台海衝突與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的最高級別法律條件相掛鉤，實質上為日本軍事介入台海局勢的可能性提供了法律和政治依據。這標誌著日本安全戰略從「模糊防禦」正式轉向「積極嚇阻」，也推動了台日之間「準同盟」關係的公開化。

一、從政治宣示到法律框架：「準同盟」的戰略升級

「存亡危機事態」在法律上的意義極為深遠。它定義為：與日本有密切關係的他國遭到武力攻擊，日本的存亡受到威脅，國民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有被顛覆的明確危險時所認定的事態。在這種情況下，日本自衛隊即使沒有直接遭受攻擊，也可以在「必要最小限度」內行使「集體自衛權」。

高市早苗的言論，是承繼前首相安倍晉三「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戰略思維的進一步深化。安倍的論點基於兩大事實：

地理安全：台灣距離日本最西南端的與那國島僅約 110 公里。沖繩及其西南諸島是美日安保體系中的關鍵戰略節點。
經濟命脈：台海是日本石油、天然氣、工業原料進口的主要航道，一旦被封鎖，將直接危及日本的國家生存。

高市早苗將此種情境與「存亡危機事態」相連結，實質上將非盟友的危機視為自身的「存亡危機」，是類同盟的集體自衛精神展現。她的意圖是向北京發出一個清晰信號：一旦台海衝突爆發，日本不再是單純的後勤基地，而是潛在的共同作戰方。這正是「準同盟」最核心的戰略功能。

特性	正式同盟（如美日安保條約）	準同盟（台日關係現況）	高市早苗言論的意義
法律基礎	明確的共同防禦條約、自動協防義務。	缺乏條約，僅有政治/戰略共識。	將「台灣有事」連結至《安保法制》，試圖提供法律行動依據。
義務性質	必然、自動、明確。	沒有拘束力、非自動生效、高度仰賴政治判斷與選擇。	將非盟友的危機視為自身的「存亡危機」，實質上是類同盟的集體自衛精神。
地緣戰略	共同防衛線明確劃定。	安全防衛線在台灣與西南諸島之間延伸。	強化日本的「前線」角色，將美日台的戰略鐵三角公開化。

二、中國的複合式反制：外交、經濟與軍事三管齊下

中國對高市早苗的言論反應迅速且強烈，採取了多層次、全方位的複合式反制策略。

1. 外交與高層溝通的極度憤怒

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孫衛東立即召見日本駐華大使金杉憲治，提出「嚴正交涉」與「強烈抗議」。官方媒體、外交部、國台辦、國防部連續發言譴責，要求高市早苗撤回言論。

外交部發言人林劍更是提出了三個核心質問，包括「日方領導人有關言論到底想向『台獨』勢力發出何種信號？」和「究竟想把中日關係引向何方？」。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傅聰也致函聯合國秘書長，暗示日本若武力介入將構成「侵略行為」，罕見地將爭端提升至國際法律層面。

最值得關注的是一連串高層通話：

習近平與川普通話：2025 年 11 月 24 日晚，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主動致電美國總統川普，重申台灣問題的核心地位。
川普與高市通話：隔日（11 月 25 日），川普隨即主動與高市早苗通話，重申美日盟友關係。

外界普遍認為，中共可能透過這種高層直接溝通，試圖透過美國間接警告日本，降低後續日本對台干預的可能。

2. 經濟與民間交流的反制措施

中國迅速將不滿情緒轉化為具體行動：

水產品與貿易禁令：立即暫停恢復日本水產品進口，並停止日本牛肉對華出口磋商。這展現了北京隨時可動用的經濟武器。
旅遊警示：中國外交部發布赴日旅遊和留學警示，導致中國遊客赴日旅遊團大量取消，對日本觀光業造成顯著衝擊。

3. 多地域實彈射擊演習

軍事方面，中國隨後在黃海中部、黃海南部、山東劉公島海域、渤海海峽等多個海域進行了連續多輪的實彈射擊演習。其中，演習地點選在甲午海戰故地劉公島附近和北洋艦隊誕生地附近，具有強烈的歷史威懾意味。此外，在台灣海峽也進行了戰備警巡，側重在台灣北方的軍事展示。

三、中國激烈反應背後的深層戰略焦慮

中國如此激烈的反應，源自五大戰略焦慮，這些焦慮直指其對台「武統」戰略的核心：

1. 最不利的情境：美日同時介入台海

北京最擔心的不是台灣本身，而是台海衝突演變成美日共同軍事介入的多國戰爭。美日同盟是最難突破的結構，中國擔心日本若正式把台灣視為自身安全的一部分，就是「戰略破口」。

2. 「首戰即終戰」目標受到阻礙

中國對台軍事規劃的關鍵目標是實現「首戰即終戰」。這需要在美國及其盟友能夠動員有效干預力量之前，就徹底癱瘓台灣防禦。高市早苗的言論，等於公開宣稱日本不會讓中國實現這個時間窗口。中國的強烈反應，是一種「事前恐嚇」，正因為中國有侵台計畫，才如此擔心外部勢力提前排除其戰略優勢。

3. 日本正在脫離「和平憲法」框架

中國長期宣傳日本受憲法限制無法正式參戰。高市的談話成為證據，顯示日本正在從「專守防衛」邁向「積極介入區域衝突」。這讓中國企圖阻止日本輿論支持與台灣的戰略綁定。

4. 歷史情結與地緣競爭的雙重焦慮

由於高市早苗堅定的右派立場，中國官方媒體很容易將其發言與「日本軍國主義復活」連結。在地緣上，日本的表態縮小了模糊空間，台日關係趨向「準同盟化」。

5. 擔憂「三個新趨勢」成形

中國最深層的焦慮，是擔心高市言論加速三個趨勢成形：

趨勢一：台日安全關係逐步制度化：日本已與台灣建立半官方安全對話，並加強西南島鏈軍事部署。
趨勢二：美日正共同籌備因應「台海危機」安全體系：日本不是美軍的被動基地，而是主動願意介入。
趨勢三：「台海=全球安全議題」國際化：中國一直希望把台灣問題定位為「中國內政」。但如今國際論述皆強調「台海穩定對國際安全至關重要」。

四、憤怒不等於「即將攻台」：戰略嚇阻與內宣需求

中國的憤怒與軍事演習，不代表「即將攻台」。發動一場跨海登陸戰難度極高，目前並未觀察到大規模軍事準備跡象。高市早苗的言論實際上是提高了中國攻台的門檻，迫使中國必須分兵去防備駐日美軍和日本自衛隊。

中國激烈反應的核心目的，是進行「嚇阻」，向台灣和國際社會發出「別以為日本幫你我就不敢動手」的信號。同時，在經濟不景氣時，煽動民族主義也是轉移國內矛盾的「內宣」需求。

然而，短期內，中共更可能是因為擔心高市的言論將會鼓勵台獨，使其「以武逼統」的策略失效。因而，中國強烈反對日本介入，其核心目的並非向世界宣佈其攻台企圖，而是要威懾外部干預勢力，特別是日本。

五、對中日台三邊關係與區域安全格局的影響

高市早苗事件不僅使中日關係的戰略互信跌至冰點，更深刻地改變了東亞安全格局。

1. 中日關係：台海成為核心矛盾

中日關係的焦點已從釣魚台或經濟領域轉向台海。雙方矛盾完全浮上檯面，將長期處於「鬥而不破」的緊張狀態。中國已證明經濟手段是其外交常規工具，日本未來必須警惕經濟脅迫。

2.台海安全：嚇阻與風險並存

高市的言論對台海安全具有雙重影響：

嚇阻力提升：日本的潛在介入將使戰區從台海延伸至西南諸島，顯著增加中國的戰略風險。
衝突風險升高：日本在沖繩的軍事基地將成為中國首要的軍事目標之一，提高了日本被動捲入衝突的風險。

3. 「準同盟」實質化：日本國安體系將台海內化

高市事件加速了台日「準同盟」的實質化進程。日本的「戰略模糊」正被「有限戰略清晰」取代，並公開承認「台灣的安全與日本自身的存亡息息相關」。這項明確表態，促使台美日三方在戰略目標與情勢判斷上更趨一致。日本將台海安全內化至其國安體系中，是中國最不願意見到的結果。

4. 日本角色升級：從「周邊防衛」到「區域秩序塑造者」

高市早苗的表態揭示了日本的戰略性轉向，不再是被動承擔美國安全體系下的輔助角色，而是主動宣示要在東亞扮演「利益攸關者」與「安全供應者」。日本正式升級為「區域秩序塑造者」的角色。這讓美國得以把日本定義為印太戰略的「第一線核心力量」。在未來的台海危機中，美日將呈現高度分工與互補的作戰態勢：美軍提供遠程打擊與戰略威懾，日本提供前沿基地、區域防空與島鏈封鎖能力。日本日益積極的角色，使其成為能夠單獨塑造局勢、牽動區域軍事反應的獨立戰略行為者。未來，東亞安全秩序將逐漸演變成「美日聯合架構」主導、以台海為核心焦點的戰略新局。

結論：地緣政治的再平衡

高市早苗關於「台灣有事即存亡危機事態」的發言，是日本戰後安全政策的一個里程碑。它成功地向國際社會發出了兩個關鍵信號：